光玻璃都快磨成毛玻璃了还好意思说是一次性的。
我去找老吴让他拿主意，老吴蜷缩在黑暗的房间角落，就跟自己也死了一样，艺术家本来就情感过剩，这下对他的打击可真不小。我把殡葬胖子的话重复了一遍，过了许久，老吴从身上掏出一张银行卡，递给我说：“里面还有三万多块，一切都交给你了……”
什么意思?
“棺材可以买，丧事回老家办。”他有气无力地缩回去，歇会儿又探出来说，“老家在XY村，找我的七舅：谢谢了啊桃儿。”
他把我推出房间，然后反锁了门。我在门口站了一刻多钟才意识到这家伙其实是逃了，他把这么麻烦、这么未知领域的事儿全砸给我，然后他躲起来了!
我气急败坏，麻友们也一致强烈谴责老吴如此没有底线的行为，突然核儿提醒道：“快找邵丽明!”
邵丽明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很兴奋，背景也很嘈杂，她说：“你们不知道，其实我和老吴已经离婚好久了，但我们仍然是朋友。作为朋友我理应帮忙，但我现在刚到泰国，七天后才能回来。对了，往后一周里停课，好好帮助老吴吧，再见!”
邵丽明收了线，核儿评价其果然凶残，少说也是四十人副本的BOSS级别。
殡葬胖子还在等答复，我们付了五百块钱押金，定了所谓的三千元套餐，在昏黄的庭院灯下签合同，握手交换联系方式，举一次性水杯共祝合作愉快。
殡葬胖子姓文，我们就喊他“文胖”，弄得仿佛世界上还有种武胖似的。毕业于某重点大学法学系，谈吐不俗，总是在出口成章与出口成脏之间切换着。他不愧是专家，连夜给老太太擦洗了身子，换了寿衣，画了点淡壮，还做了基本的防腐处理。等老太太安然地躺在玻璃棺材里，文胖才跑过来和我们一起打地铺。
我问他好好的怎么会跑去搞这行，他深沉地吐个烟圈说：“这世道，法律斗不过封建迷信，法律不金贵，迷信也不都是十恶不赦。”
我夸他是哲学家，他慨然地引我为知己，勾肩搭背说事完以后一定请我吃饭。阿朱打岔说：“桃儿没那个福气，从来是吃人一顿饭，赔人半条命，明天一早咱们就得上路，都睡了吧。”
我看核儿和徐真人也睡了，便点点头。文胖坚持再抽了两根烟，跑过来和我咬耳朵说：“这高个儿小子不一般，是个厉害角色。”
我问：“谁?阿朱?”
“嗯!”文胖说。
你的眼神可真够好的，潘巧云都让你看成王宝钏了，他那筋肉脑袋只要再聪明半分，我们之间就不是这个现状了，要么他被我吓神经了，要么我主动出家当了和尚。
我倾向于后者，因为大多数艺术家都比较悲观当然也有例外，比如革命画家、革命剧作家、革命作曲家、革命书法家、革命表演艺术家，革命音乐家，革命木匠、革命漆匠、革命水管工，革命道士、革命尼姑、革命和尚……我都在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?
第二天早上五点多，我们就出发了，分两辆车，文胖的皮卡拉着老吴和棺材，老吴的破丰田坐着我们四个阿朱会开车，给我们当司机。老吴口中的XY村是个连导航上都找不到的鬼地方，他引着文胖在前面开，我们四个随后，两辆车在山沟里越走越深，四周的景色也越发僻静，翠绿而起伏的山峦环绕四周，感觉就似被一妖人直接引入了盘丝洞。
大约走了五个小时才到了目的地，老吴的诸亲眷都在村口等着。
见了我们的车，人群开始放声大哭，有的哭“姐姐哎”，有的哭“姑姑哎”，有的哭“舅妈哎"，紧接着老太太的外甥、侄子们蜂拥而上，七手八脚地抬棺材，老吴一溜儿七个舅舅，个个精神矍铄，把我们几个押解下车，二话不说给戴了孙子孝。
孙子孝不是好戴的，戴了是要磕头哭灵的。
说回来都怪老吴，这么多年了，也没想到和邵丽明生个孩子，末了还得找几个学生凑数。我们私下里分了个工，我专门管钱，阿朱跟着文胖跑腿，核儿跟着七舅跑腿，徐真人平时就有重复无意义动作的习惯，所以一直陪着老吴磕头。
老吴还经常偷懒，徐真人倒是不折不扣地磕头。我问他：“你脑袋里在想什么呢?”
他说：“我的毕业论文有题目了——《何为美，鲜血、神秘与死亡)。”
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想。灵堂布置在老吴家二十年没人住的旧屋里，顶上一半有瓦，一半没瓦。东边的山墙也塌得差不多了，屋内光影斑驳，花圈堆叠，烟雾缭绕，地上铺满了黄纸，花哨的棺材被简易地架在门板上，里面躺着被文胖整得面色如生的老太太，银装素裹的男女号哭着如游魂般来去，这仿佛是一场由莫奈营造的奇幻梦境。
我真恨我们学校，专门收一堆疯子。
阿朱来找我，说是厨师来了。按照老吴家乡的规矩，办丧事必须摆三天的宴席请全村来吃。我瞧眼前这人既矮又胖，一脸烟火气，是典型的厨子模样。可惜他比看上去厉害许多，他伸出一只爪子，前后扬了扬说：“五百一桌。”
我找到七舅问要多少桌，七舅掐指一算：每次上桌。我转身差点给厨子跪下了，大爷，我只有三万块钱呐!
厨子和蔼地说：“小伙子，三天的宴席其实只有四顿饭。你看，你们今天下午才到，中午那顿就省了。明天的早饭是不用摆的，到了后天，吃过中饭就下葬，丧事也就结束了。”
“那五百……”